第92章 房地产商的心病
第92章房地产商的心病
房地产商的事儿我大爷并没有告诉我。这种事儿涉及到个人,做为一个学道之人是不会随便说人家短处,揭人家伤疤的。
但房地产商的员工中有的人却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房地产商早在八十年代曾是某市第二建筑公司的一名员工。为了便于叙事,我们权且给他随便起个名字,就叫他冯中星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各个城市逐步拉开。建筑行业也逐步受到冲击。房子盖完了钱要不回来是很普遍的事,在这个大背景下,这个城市的第二建筑公司负债累累。员工开不来工资,建筑材料因为缺钱无法采购。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包袱,为此,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便在全巿建筑行业率先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在“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经济承包责任制还存在着介意和偏见。能够站出来敢于承包的人还不是太多。冯中星虽然是一个工人,可在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却有“冯大胆”之称,如果不是他胆大,如果不是他被公安机关查处过,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在第二建筑公司很可能已经成为建筑公司的中层干部或者是某个建筑工程队的队长或车间主任了。在这之前,冯中星曾经在施工队当过工长,工长相当于一个连队的排长,手下管着三十多人,上有车间主任和车间书记是他的直接领导。在他担任工长期间,第二建建筑公司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没有活干,各个工段长为承揽到活,想方设法地到公司走后门,各个车间为数不多的那点活几个工段长甚至不惜撕破脸皮去争去抢,当然这些工段长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本工段的员工有活干,有工资和奖金可发。
冯中星却和他们不一样,他不争不抢,也不去公司走上层路线,然而,他带领的三十多名工人却总是有活干,工人们的工资都超过了各车间的中层干部。尽管冯中星一再告诫他的员工不要透露他们的来钱之道,可他们如何捞“外快”的事儿还是传到了公司和他们车间领导耳朵里,为了弄清他是如何投机取巧挣到钱的,车间书记几乎把他们工段的所有员工都找去问话。事情终于查明白了,原来是冯中星背着车间和公司在外面揽活,或者以公司的名义给私人盖房子,或者组织人拆解建筑物,把盖房子挣到的钱和拆解建筑物卖钢筋和木材钱全部私分。在当时,这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建筑公司的员工,既然以公司名义外出揽活和干活,挣了钱当然得交给公司,由公司做为工资、奖金或提成发放给员工。由于冯中星的行为严重违纪违法,他不仅受到了单位的查处,还被公安拘留,他的材料还报到了检察院,他个人带领工人干活多分的九千多元人民币也被认定为贪汚而被收缴,好在检察院只对他下达了个“相对”《不起诉决定书》,使他没有进入法院的审判环节。虽然工作保住了。但他的工长职务被撤销了,还被全公司通报,成为公司第一批待岗职工,每月仅能领取一点最低生活费。
当政府准备将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包经营的消息公示后,先后有六七个人向政府提交了承包申请,冯中星也被公示中承诺的选抜承包人才“不拘一格”的言词所震撼,为此,他也大胆地向公示机关提出了申请和承包主张,然而,他在检察机关留下的“贪污工程承包款”的案底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对象,虽然说是不拘一格,当他的申请递交上去之后,却成了公司一些人茶余饭后议论的笑柄。这对冯中星来说又是一次严历的心灵打击。他想我冯中星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吗,我冯中星这一辈子非要靠第二建筑公司才能生存吗?
这次承包竞选被淘汰出局后,冯中星便不再去单位报到,反正他是一个待岗职工。所谓待岗职工就是单位需要你上班的时候你就去单位干活,不需要你上班的时候你每天也得到单位去报到,报到后单位不安排活你就可以回家里待着。这种被歧视被冷落的眼光让冯中星倍受煎熬。自从他的申请被回绝之后,他再也没有去单位报过到,虽然单位三番五次催促他必须正常去单位报到,否则他就会面临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危险,但是冯中星依然不予理会。这件事过去五年之后,冯中星竟然成了第二建筑公司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当时的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虽然已经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但是仍然没有和政府完全脱钩,依然没有摆脱经营困境,甚至比承包前的经济压力和经营困境还要败落。这个时候,让冯中星意想不到的是,市政府分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亲自找上门来,要他出任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总经理,从一个普通工人一跃可以成为这个具有三千多名建筑工程公司的一把手,这是多么大的一次飞跃,这是多么露脸的一件事,足可以洗刷前几年他在这个建筑公司留下的耻辱,然而他拒绝了,他不想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这个时候的冯中星照比五年前可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已经由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待岗工人成了建筑行业一个拥有三百多名工人的私营企业主,干了几个大工程后,人们都认为他手里的流动资金不会少于几百万。这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而这些工人有一多半是他从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挖来的建筑精英,包括二建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的创业还是很顺利的,五年前,他先是到劳务市场挑选了十多个木瓦匠,组建了一个民营施工队,凡是有个人或集体改建房的,不论挣多挣少,他都会把活揽过来,建筑行业的活难不倒他,他懂技术,会管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交了一些朋友,并在当地小有名气,找他干活的人也接踵而至,那个年代,大规模的房地产业还没有兴起,小打小闹的改扩建的到也不少。由于国有或地方中小企业资金周转不够灵活,在加上一些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改扩建工程大都是少数领导人说了算,招投标制度在当时形同虚设,单位领导想把工程交给谁做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冯中星的建筑工程队虽然没有多大实力,但他却可以私下里与管工程的领导人有约定,也可以明确提出工程完工后有多少“回扣”,这是他创业初期比较惯用的不良的竞争手段。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便于创业第二年注册了自己的建筑工程公司。明目张胆地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开始了半明半暗的公开挑战。
我在日本打工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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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商的事儿我大爷并没有告诉我。这种事儿涉及到个人,做为一个学道之人是不会随便说人家短处,揭人家伤疤的。
但房地产商的员工中有的人却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房地产商早在八十年代曾是某市第二建筑公司的一名员工。为了便于叙事,我们权且给他随便起个名字,就叫他冯中星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各个城市逐步拉开。建筑行业也逐步受到冲击。房子盖完了钱要不回来是很普遍的事,在这个大背景下,这个城市的第二建筑公司负债累累。员工开不来工资,建筑材料因为缺钱无法采购。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包袱,为此,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便在全巿建筑行业率先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在“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经济承包责任制还存在着介意和偏见。能够站出来敢于承包的人还不是太多。冯中星虽然是一个工人,可在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却有“冯大胆”之称,如果不是他胆大,如果不是他被公安机关查处过,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在第二建筑公司很可能已经成为建筑公司的中层干部或者是某个建筑工程队的队长或车间主任了。在这之前,冯中星曾经在施工队当过工长,工长相当于一个连队的排长,手下管着三十多人,上有车间主任和车间书记是他的直接领导。在他担任工长期间,第二建建筑公司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没有活干,各个工段长为承揽到活,想方设法地到公司走后门,各个车间为数不多的那点活几个工段长甚至不惜撕破脸皮去争去抢,当然这些工段长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本工段的员工有活干,有工资和奖金可发。
冯中星却和他们不一样,他不争不抢,也不去公司走上层路线,然而,他带领的三十多名工人却总是有活干,工人们的工资都超过了各车间的中层干部。尽管冯中星一再告诫他的员工不要透露他们的来钱之道,可他们如何捞“外快”的事儿还是传到了公司和他们车间领导耳朵里,为了弄清他是如何投机取巧挣到钱的,车间书记几乎把他们工段的所有员工都找去问话。事情终于查明白了,原来是冯中星背着车间和公司在外面揽活,或者以公司的名义给私人盖房子,或者组织人拆解建筑物,把盖房子挣到的钱和拆解建筑物卖钢筋和木材钱全部私分。在当时,这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建筑公司的员工,既然以公司名义外出揽活和干活,挣了钱当然得交给公司,由公司做为工资、奖金或提成发放给员工。由于冯中星的行为严重违纪违法,他不仅受到了单位的查处,还被公安拘留,他的材料还报到了检察院,他个人带领工人干活多分的九千多元人民币也被认定为贪汚而被收缴,好在检察院只对他下达了个“相对”《不起诉决定书》,使他没有进入法院的审判环节。虽然工作保住了。但他的工长职务被撤销了,还被全公司通报,成为公司第一批待岗职工,每月仅能领取一点最低生活费。
当政府准备将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包经营的消息公示后,先后有六七个人向政府提交了承包申请,冯中星也被公示中承诺的选抜承包人才“不拘一格”的言词所震撼,为此,他也大胆地向公示机关提出了申请和承包主张,然而,他在检察机关留下的“贪污工程承包款”的案底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对象,虽然说是不拘一格,当他的申请递交上去之后,却成了公司一些人茶余饭后议论的笑柄。这对冯中星来说又是一次严历的心灵打击。他想我冯中星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吗,我冯中星这一辈子非要靠第二建筑公司才能生存吗?
这次承包竞选被淘汰出局后,冯中星便不再去单位报到,反正他是一个待岗职工。所谓待岗职工就是单位需要你上班的时候你就去单位干活,不需要你上班的时候你每天也得到单位去报到,报到后单位不安排活你就可以回家里待着。这种被歧视被冷落的眼光让冯中星倍受煎熬。自从他的申请被回绝之后,他再也没有去单位报过到,虽然单位三番五次催促他必须正常去单位报到,否则他就会面临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危险,但是冯中星依然不予理会。这件事过去五年之后,冯中星竟然成了第二建筑公司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当时的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虽然已经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但是仍然没有和政府完全脱钩,依然没有摆脱经营困境,甚至比承包前的经济压力和经营困境还要败落。这个时候,让冯中星意想不到的是,市政府分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亲自找上门来,要他出任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总经理,从一个普通工人一跃可以成为这个具有三千多名建筑工程公司的一把手,这是多么大的一次飞跃,这是多么露脸的一件事,足可以洗刷前几年他在这个建筑公司留下的耻辱,然而他拒绝了,他不想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这个时候的冯中星照比五年前可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已经由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待岗工人成了建筑行业一个拥有三百多名工人的私营企业主,干了几个大工程后,人们都认为他手里的流动资金不会少于几百万。这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而这些工人有一多半是他从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挖来的建筑精英,包括二建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的创业还是很顺利的,五年前,他先是到劳务市场挑选了十多个木瓦匠,组建了一个民营施工队,凡是有个人或集体改建房的,不论挣多挣少,他都会把活揽过来,建筑行业的活难不倒他,他懂技术,会管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交了一些朋友,并在当地小有名气,找他干活的人也接踵而至,那个年代,大规模的房地产业还没有兴起,小打小闹的改扩建的到也不少。由于国有或地方中小企业资金周转不够灵活,在加上一些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改扩建工程大都是少数领导人说了算,招投标制度在当时形同虚设,单位领导想把工程交给谁做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冯中星的建筑工程队虽然没有多大实力,但他却可以私下里与管工程的领导人有约定,也可以明确提出工程完工后有多少“回扣”,这是他创业初期比较惯用的不良的竞争手段。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便于创业第二年注册了自己的建筑工程公司。明目张胆地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开始了半明半暗的公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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