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9章 论恶心士大夫,蔡京是专业的
第959章论恶心士大夫,蔡京是专业的
“回禀君上……”
蔡京徐徐起身,早已准备多时的他,很快压下紧张感,缓缓开口道:“此等臣子所为,恐为再立霜台!”
李彦眉头扬起,语气中透出满意:“不愧是蔡相,所言一针见血。”
霜台就是御史台,御史职司弹劾,为风霜之任,故称“霜台”,而如今燕廷里面,是没有御史台的。
他设立中书省和都督府,一文一武,与赵宋相比,恰恰缺少了这个重要的监督机构。
这点遭到了不少士大夫的诟病,暗地里议论百官妄为,我行我素,尤其是那些早年跟随燕王的功臣。
但实际上,这群人忽略了,或者说有意忽略了,朝廷是有监察机构的。
如都督府辖下的督查部,就是详查各军,吏部稽勋考功两司,也是严格记录官员表现。
两者互相监察,同时接受对方的督查。
只是这些部门终究没有独立出来,形成一个地位显赫的机构。
所以此番燕廷出兵,确实是为求时机,不宣而战,抓到这么个好机会,舆论声势自然造了起来。
蔡京不去争论此言对错,更不会仅仅局限于文武,而是道出背后深层次的目的,展现出了宰相应有的格局,又凝声道:“言官一职关系重大,不可轻定,君上有意前朝弊政,更当慎之又慎!”
李彦道:“依蔡相之言,前朝言官有何弊政?”
两人交谈之际,起居郎正在不远处奋笔疾书,将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日后会编著为太祖的《起居注》。
听到这一问时,起居郎的笔尖轻轻一颤,马上知道这段对话不仅关乎到御史台的重立,更会影响言官接下来的权力与声名,立刻全神贯注,不敢错漏一个字。
蔡京也知道,自己真敢讲出言官的坏话,后世在文官笔下就难以留下什么好名声了,但他同样清楚,想要坐稳宰执之位,就要配合御案后的这位天下至尊,将其想说又不好明说的话道出:
“御史制度,古来有之,掌记朝廷动静,纠弹百官朝仪,毋惮大吏,毋询私交,位卑而权重。”
“然据唐制,御史言事需先上报御史台,方可奏报,直到前朝仁宗时,中丞刘子仪定规,御史不需上报,直接向天子上奏,又有闻风弹事,由此不可收拾……”
“台谏言官每每听闻高官要员的传言,不详加调查,先行弹劾,专务阴私莫辩之事,加以中伤,两府重臣不敢得罪,因此升官尤其迅速,此等沽名邀誉,亦无监督,自是气焰嚣张,无所顾忌。”
“仁宗见之,定奏事范围为‘不忠、不正、不孝、不义’,却终难遏制,以致于朝政官员‘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之言,行政迟缓,人人自保。”
“君上革鼎弊政,自当引以为鉴,不可令御史台再复前朝之势!”
起居郎一丝不苟的记录,心中暗暗惊骇,这位宰相是真的敢言语啊,而君上没有丝毫驳斥,看来对于言官的印象也着实不好,御史台危矣……
李彦其实很平静。
蔡京说的这些坏处,确实是他想说又不好明言的,但赵宋御史言官的优点,同样不可否认,比如对权臣、对外戚、对宦官,进行了强有力的压制,更能对天子进行一定权力的约束。
宋仁宗就愿意接受言官的约束,他是一位没有能力,但很有数的皇帝,有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其实不容易,毕竟拥有主宰天下的权力,很少有人能做到自知之明,所以皇帝位置上多的是眼高手低之辈。
仁宗能虚心纳谏,唾面自干,执政期间又是天灾频频,西夏崛起的年代,能平稳地将政权交托下去,就是合格的皇帝,当然坐拥那么多名臣良将,却什么大的成就都没达成,终究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不过御史台确实是在仁宗朝彻底崛起的。
其实御史在许多皇帝眼里,是充当耳目的帮手,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
毕竟上到中央各品级官员,下到地方大员,都会被御史台的阴影笼罩,“宰相而下畏之”,只要稍有不慎,哪怕没有证据,言官们都可以上奏弹劾。
在这样的风气下,天子可以利用御史,光明正大地给臣子打板子,平衡朝局。
所以在权力架构里面,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产物,李彦想要改变的是风气,而不是真的将御史抹掉,那同样会出大乱子。
蔡京也很清楚,御史台只会遭到压制,不可能不复存在,而作为宰执,不能一味只说问题,也该提出解决问题之法。
他熟练地从腰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奏本:“御史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定当详规,臣初拟《监纪九款》,请君上过目。”
李彦好奇地看了看这位的腰间,猜测里面还有几份奏本,等到内侍将奏本呈上,展开后细细一看,顿时赞道:“好!”
相比起吴用的《僧侣考选详规》,蔡京的《监纪九款》更加成熟,开篇第一条就很不错:“御史出身,不限进士,三十以上者,方许赴吏部考选授职,务得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不许新进初仕任用。”
这是保证当御史的人选有足够的阅历,而不仅仅是看重文名清誉,有理有据,十分重要。
紧接着第二条,同样是直中要害:“纠举之事,须明著年月,指陈实迹,明白具奏,若挟私搜求细事及纠言不实者,当记功过。”
这其实就是不再允许“风闻奏事”“闻风弹事”,谏官不再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要拿出一定的实证出来,同时记下功过,使之不再肆无忌惮。
如此难保不会有消极怠工,所以第三条就来了:“御史当各举其职,有知善不举,见恶不拿者,降罚贬迁。”
御史人数稀少,不能让尸位素餐之位久居,一旦没办法做好弹劾工作的,立刻去职,让更有能力的官员担任。
也难保不会有御史一心为公,却被有心人迷惑,加以针对,第四条考虑的正是这点:“御史考试除授,兼刑断之能,优先录用。”
御史也要考试,并且以刑部有经验者,优先录用,这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加掌握奏事的准确度,不被奸人蒙蔽。
……
蔡京的执政能力确实没话说,李彦一条条看下去,发现如此改革之后,御史言官的定位更加清晰,职能也更加明确,当然也更难当。
不过言官本就是一条官场捷径,既然想要通过弹劾天子,纠错百官来火速升官,就要有相应的能力与担当,不可能便宜事都占尽。
所以李彦满意地放下奏本:“此实作事,行修于躬,御史台第一任长官,蔡相可有人选?”
这本来是习惯性一问,毕竟人家拿出《监纪九款》,自有举贤之能。
换成以往,蔡京会推辞,但这回他目光微动,开口道:“臣举荐公孙尚书,为御史台长官。”
李彦有些诧异:“哦?”
蔡京道:“公孙尚书昔年为判官,为人刚正不阿,擅断刑事,又曾遭前朝御史弹劾非议,深知其利害,久未归刑部,今刑部已有章程,若迁御史台,更尽其责!”
李彦看了这位宰相一眼,嘴角微扬:“准奏!”
……
“荒谬!荒谬!公孙昭岂可为御史之首!!”
相比起前朝,宫内消息京师满天飞,燕京的街头巷尾,很少传闻王宫内的逸闻,但有关御史台的成立和长官之选,还是以最快速度传到了有心人的耳中。
一时间,群情激奋。
此事其实相当敏感,如果蔡京胆敢阻挠,那指不定有书生去王宫请命,痛斥“蔡贼奸佞,闭塞圣听”。
但现在蔡京把前朝御史一通骂,又拿出《监纪九款》,最后还举荐公孙昭为御史台长官,就把这群士大夫恶心坏了。
关键是目的没达成。
他们为什么执着于御史?
不光是为了广开言路,而是想要旁敲侧击,士大夫的地位到底有没有改变。
明眼人不止是蔡京、李格非等人,不少士大夫冷眼旁观,总觉得这位燕王在文武方面会有倾向。
毕竟五代武人乱政,宋朝引以为鉴,崇文抑武,使得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直线提升,彻底凌驾于武人之上。
那么从燕朝的角度上,前宋文人的党争乱政,也可以说是亡国的根源之一,宋末帝的谥号是“禧”还是“厉”,保守激进两派,至今没有争出个所以然来,士大夫也怕地位受到打压。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御史台的成立于否,由谁任职,背后的政治含义就很大了。
结果得到这般结果……
“任公之子来了!任公之子来了!”
一座府邸中,正当众人激愤探讨,突然传来通报。
公孙昭当年与任伯雨的恩怨,众人还记在心中,其子在通缉告示前为父争名,竟被暴民打死,如今听得任伯雨的后人前来,纷纷起身相迎。
就见一位书生双手托着任伯雨的牌位,仍旧披麻戴孝,入堂后直直拜下,一句话让周遭齐齐变色:
“先公枉死,恶贼逍遥,今任申先祷告上苍,盼恶贼战死辽东,不得归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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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禀君上……”
蔡京徐徐起身,早已准备多时的他,很快压下紧张感,缓缓开口道:“此等臣子所为,恐为再立霜台!”
李彦眉头扬起,语气中透出满意:“不愧是蔡相,所言一针见血。”
霜台就是御史台,御史职司弹劾,为风霜之任,故称“霜台”,而如今燕廷里面,是没有御史台的。
他设立中书省和都督府,一文一武,与赵宋相比,恰恰缺少了这个重要的监督机构。
这点遭到了不少士大夫的诟病,暗地里议论百官妄为,我行我素,尤其是那些早年跟随燕王的功臣。
但实际上,这群人忽略了,或者说有意忽略了,朝廷是有监察机构的。
如都督府辖下的督查部,就是详查各军,吏部稽勋考功两司,也是严格记录官员表现。
两者互相监察,同时接受对方的督查。
只是这些部门终究没有独立出来,形成一个地位显赫的机构。
所以此番燕廷出兵,确实是为求时机,不宣而战,抓到这么个好机会,舆论声势自然造了起来。
蔡京不去争论此言对错,更不会仅仅局限于文武,而是道出背后深层次的目的,展现出了宰相应有的格局,又凝声道:“言官一职关系重大,不可轻定,君上有意前朝弊政,更当慎之又慎!”
李彦道:“依蔡相之言,前朝言官有何弊政?”
两人交谈之际,起居郎正在不远处奋笔疾书,将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日后会编著为太祖的《起居注》。
听到这一问时,起居郎的笔尖轻轻一颤,马上知道这段对话不仅关乎到御史台的重立,更会影响言官接下来的权力与声名,立刻全神贯注,不敢错漏一个字。
蔡京也知道,自己真敢讲出言官的坏话,后世在文官笔下就难以留下什么好名声了,但他同样清楚,想要坐稳宰执之位,就要配合御案后的这位天下至尊,将其想说又不好明说的话道出:
“御史制度,古来有之,掌记朝廷动静,纠弹百官朝仪,毋惮大吏,毋询私交,位卑而权重。”
“然据唐制,御史言事需先上报御史台,方可奏报,直到前朝仁宗时,中丞刘子仪定规,御史不需上报,直接向天子上奏,又有闻风弹事,由此不可收拾……”
“台谏言官每每听闻高官要员的传言,不详加调查,先行弹劾,专务阴私莫辩之事,加以中伤,两府重臣不敢得罪,因此升官尤其迅速,此等沽名邀誉,亦无监督,自是气焰嚣张,无所顾忌。”
“仁宗见之,定奏事范围为‘不忠、不正、不孝、不义’,却终难遏制,以致于朝政官员‘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之言,行政迟缓,人人自保。”
“君上革鼎弊政,自当引以为鉴,不可令御史台再复前朝之势!”
起居郎一丝不苟的记录,心中暗暗惊骇,这位宰相是真的敢言语啊,而君上没有丝毫驳斥,看来对于言官的印象也着实不好,御史台危矣……
李彦其实很平静。
蔡京说的这些坏处,确实是他想说又不好明言的,但赵宋御史言官的优点,同样不可否认,比如对权臣、对外戚、对宦官,进行了强有力的压制,更能对天子进行一定权力的约束。
宋仁宗就愿意接受言官的约束,他是一位没有能力,但很有数的皇帝,有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其实不容易,毕竟拥有主宰天下的权力,很少有人能做到自知之明,所以皇帝位置上多的是眼高手低之辈。
仁宗能虚心纳谏,唾面自干,执政期间又是天灾频频,西夏崛起的年代,能平稳地将政权交托下去,就是合格的皇帝,当然坐拥那么多名臣良将,却什么大的成就都没达成,终究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不过御史台确实是在仁宗朝彻底崛起的。
其实御史在许多皇帝眼里,是充当耳目的帮手,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
毕竟上到中央各品级官员,下到地方大员,都会被御史台的阴影笼罩,“宰相而下畏之”,只要稍有不慎,哪怕没有证据,言官们都可以上奏弹劾。
在这样的风气下,天子可以利用御史,光明正大地给臣子打板子,平衡朝局。
所以在权力架构里面,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产物,李彦想要改变的是风气,而不是真的将御史抹掉,那同样会出大乱子。
蔡京也很清楚,御史台只会遭到压制,不可能不复存在,而作为宰执,不能一味只说问题,也该提出解决问题之法。
他熟练地从腰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奏本:“御史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定当详规,臣初拟《监纪九款》,请君上过目。”
李彦好奇地看了看这位的腰间,猜测里面还有几份奏本,等到内侍将奏本呈上,展开后细细一看,顿时赞道:“好!”
相比起吴用的《僧侣考选详规》,蔡京的《监纪九款》更加成熟,开篇第一条就很不错:“御史出身,不限进士,三十以上者,方许赴吏部考选授职,务得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不许新进初仕任用。”
这是保证当御史的人选有足够的阅历,而不仅仅是看重文名清誉,有理有据,十分重要。
紧接着第二条,同样是直中要害:“纠举之事,须明著年月,指陈实迹,明白具奏,若挟私搜求细事及纠言不实者,当记功过。”
这其实就是不再允许“风闻奏事”“闻风弹事”,谏官不再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要拿出一定的实证出来,同时记下功过,使之不再肆无忌惮。
如此难保不会有消极怠工,所以第三条就来了:“御史当各举其职,有知善不举,见恶不拿者,降罚贬迁。”
御史人数稀少,不能让尸位素餐之位久居,一旦没办法做好弹劾工作的,立刻去职,让更有能力的官员担任。
也难保不会有御史一心为公,却被有心人迷惑,加以针对,第四条考虑的正是这点:“御史考试除授,兼刑断之能,优先录用。”
御史也要考试,并且以刑部有经验者,优先录用,这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加掌握奏事的准确度,不被奸人蒙蔽。
……
蔡京的执政能力确实没话说,李彦一条条看下去,发现如此改革之后,御史言官的定位更加清晰,职能也更加明确,当然也更难当。
不过言官本就是一条官场捷径,既然想要通过弹劾天子,纠错百官来火速升官,就要有相应的能力与担当,不可能便宜事都占尽。
所以李彦满意地放下奏本:“此实作事,行修于躬,御史台第一任长官,蔡相可有人选?”
这本来是习惯性一问,毕竟人家拿出《监纪九款》,自有举贤之能。
换成以往,蔡京会推辞,但这回他目光微动,开口道:“臣举荐公孙尚书,为御史台长官。”
李彦有些诧异:“哦?”
蔡京道:“公孙尚书昔年为判官,为人刚正不阿,擅断刑事,又曾遭前朝御史弹劾非议,深知其利害,久未归刑部,今刑部已有章程,若迁御史台,更尽其责!”
李彦看了这位宰相一眼,嘴角微扬:“准奏!”
……
“荒谬!荒谬!公孙昭岂可为御史之首!!”
相比起前朝,宫内消息京师满天飞,燕京的街头巷尾,很少传闻王宫内的逸闻,但有关御史台的成立和长官之选,还是以最快速度传到了有心人的耳中。
一时间,群情激奋。
此事其实相当敏感,如果蔡京胆敢阻挠,那指不定有书生去王宫请命,痛斥“蔡贼奸佞,闭塞圣听”。
但现在蔡京把前朝御史一通骂,又拿出《监纪九款》,最后还举荐公孙昭为御史台长官,就把这群士大夫恶心坏了。
关键是目的没达成。
他们为什么执着于御史?
不光是为了广开言路,而是想要旁敲侧击,士大夫的地位到底有没有改变。
明眼人不止是蔡京、李格非等人,不少士大夫冷眼旁观,总觉得这位燕王在文武方面会有倾向。
毕竟五代武人乱政,宋朝引以为鉴,崇文抑武,使得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直线提升,彻底凌驾于武人之上。
那么从燕朝的角度上,前宋文人的党争乱政,也可以说是亡国的根源之一,宋末帝的谥号是“禧”还是“厉”,保守激进两派,至今没有争出个所以然来,士大夫也怕地位受到打压。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御史台的成立于否,由谁任职,背后的政治含义就很大了。
结果得到这般结果……
“任公之子来了!任公之子来了!”
一座府邸中,正当众人激愤探讨,突然传来通报。
公孙昭当年与任伯雨的恩怨,众人还记在心中,其子在通缉告示前为父争名,竟被暴民打死,如今听得任伯雨的后人前来,纷纷起身相迎。
就见一位书生双手托着任伯雨的牌位,仍旧披麻戴孝,入堂后直直拜下,一句话让周遭齐齐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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