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终于坐牢了(2)
暖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闭着眼,眼前一片明晃晃耀眼的红色。
我想,我睁开眼一定会被阳光刺到。
我听到了徐卫东的声音,就站在我的床前说:“你真是出息大了,你可真给我长脸,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么大的佛,我看你还是滚回学校继续出操去吧。”
我躺在病房里,雪白的的被褥厚厚地盖在我的身上,有点儿热,徐卫东背着手逆着光站在窗户边,看不清他的脸,也能感觉到他的愤怒和失望,或者,是绝望。
我依然觉得幸福,想起那个又闷热又潮湿的美塞镇,想起那个看不到尽头的任务如今都已离我那么遥远,我怎能不觉得幸福?
我想窗外就是宽阔的马路,有赶路的行人和汽车,还有亲密的情侣和天真的孩子……对了,还有即将来临的春节。就算接下来我要迎来的就是徐卫东的斥责和处分,只要让我在这里,我就会觉得幸福。哪怕我被开除,去找一份工作,洗车,或者去工厂做搬运工,我都愿意。
一身白衣的护士,迈着轻盈的步伐,哼着小曲走进病房给我打针。在我的胳膊上、脖子上,脚上一针又一针地扎,一点儿都不疼,好痒,又痒又热。到底要打多少针?我实在不能忍受了,猛地坐了起来。
原来一切只是个梦。
阳光不见了,只有头顶一盏高瓦数的大灯照着我;雪白的棉被不见了,四周只有青灰色渗着水的墙壁;窗户边的徐卫东不见了,狭小的窗户上焊着钢筋;护士不见了,只有嗡嗡的蚊子趴在我的身上贪婪地吸食着血液。
我想坐起来,才发觉双手被手铐铐在床上,动弹不得,我甚至无法赶走那些正在吸我的血的蚊子。现在是什么时间?我睡了多久?我只觉得鼻子一热,鼻血淌了出来,滴在我的胸膛上。我用肩膀蹭了一下鼻子,剧烈的酸疼带着眼泪使得我没忍住哼了出来。我朝着生锈的铁门喊了声:“有人吗?”喊完这三个字,鼻子撕扯着脑子疼,眼泪带着鼻血和鼻涕一起淌了出来。
声音显得空旷,就好像我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犹如迷宫一般的地牢中,而外面已经是世界末日了。即便我听到了脚步声在朝我的房间逼近,我也不认为来的是一个人。
我瞪大了眼睛盯着铁门,开始拼命地想挣脱手铐。我记得我挣脱手铐的最好成绩是五秒多,可这一次不论我用什么方法,都无济于事。此刻,我就像一只被捆绑在案板上的羔羊,任人宰割。
一阵铁链的撞击声,那扇铁门打开了。进来三个警察,我认得领头的那个,就是他给我鼻子上来了一*,把我打晕的。他站在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对两个手下使了个眼色就转身离开了。那两个警察一人用枪在三米开外对着我,另外一个解开我的手铐,把我的双手从背后反铐起来。
我跟着他们出了这间屋子,每走一步都震得我鼻子生疼,眼泪、鼻血跟着往外涌。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弹簧门。他们推开那扇门的时候,刺眼的阳光让我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别过头躲避着强光。背后的警察用枪管戳着推了我一下,我跟着出了门。
应该是要提审我了,我迅速在大脑里开始整理所有的信息,以应对可能将要面对的问题。
大概想了一圈之后,两个问题出现在我心中的案头上:一、我该如何解释我一个人打了三个人,而且可能还死了两个;二、我该认多少罪?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无法评估我所犯的罪够得上什么罪名,能够判多少年,在哪里服刑?万一罪名不够,我再跑去跟程建邦成为狱友,那这次任务就真成笑话了。想象着跟程建邦关在同一座监狱里,每天大眼瞪小眼的情形,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面部肌肉随着笑带动了鼻子,又是一阵剧烈的酸痛,逼出了我更多的眼泪。
满脸泪痕的我被带到了审讯室,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很想洗把脸。扫视了一圈那间审讯室,没有任何能判断是什么时间的日历、挂历或者其他东西,我很自觉地坐到那张一看就是为我准备的椅子上。
对面的桌子上堆着我放在旅馆里的所有行李,早已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好在那些东西没有一件能够说明我的来路,或者说,仅凭那些东西,怀疑我是一个非法越境者都很难。
在问过我的国籍、姓名和年龄之类的基本信息后,审讯进入了主题。从他们口中,我得知被我打的人两死两重伤。
“两死两重伤?”我说,“你们记错了,我只打了三个人。”
他们不允许我说话,接着向我陈述事态的严重性:一共死了两个人,另外两个被鉴定为重伤,其中之一舌头和喉管严重受损,不仅不能再说话,就连咀嚼、吞咽和呼吸都有严重的障碍,还有部分玻璃碴儿从上颌戳进了鼻腔,具体造成了多大损伤还需要继续观察。另外一个身体多处受伤,中度脑震荡。
我明白了,他们是把阿来的伤也算到了我的头上。那个身体多处受伤、中度脑震荡的就是阿来,那个我救了他的命的人。
不等我辩解,他们又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说是来旅游。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回答是否满意,看起来他们对这个根本不在乎。我想,一定是这种地方有太多来路不明的人了。最后,他们让我详细叙述那天的经过。
我想,周亚迪杀了人只是被判刑,而我杀了两个人,还有一个重伤,要比他严重,为了尽量接近他的罪行,我必须得拿见义勇为来说事。不然,我担心万一罪行太过严重,会被关到一座看守更加严密的监狱去,那么我就真的麻烦大了。
我说,我只是路过,看到有三个人在下死手打那个阿来,看不过劝了两句。谁知道那个后来口腔严重受损的人,先出手用可乐瓶砸了我的头。我说到这里,低头给他们展示了伤口。另外两个人要上来置我于死地,我出于自卫才还手,没想到出了人命。说到这儿,我尽可能地表现出了极大的后悔和悲哀。
他们听完我的陈词后有些不耐烦,丢给我一份中文的笔录,让我看完赶紧签字。看那意思,根本不想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拿过那份笔录一看,傻了眼。根据那份笔录,我是一个喝了酒后寻衅滋事的混混,包括阿来的那一身伤都是我打的。
我说我想见一见阿来,跟他当面对质。因为如果按照这份笔录,我的罪行就不仅是用恶劣来形容了,而是恐怖。根据我对那座监狱的观察,规模不像能关押一个这般危险的罪犯的地方:一个喝醉以后赤手空拳跟四个青壮年动手,用极端残忍的方法打死两人、重伤一人、致残一人的凶徒。
我的恳求获得准许,阿来很快被人用轮椅推了进来,但是从进门后,他就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
看到他的样子,我心里也有了数。我想,对质也许没有必要了,他的架势已经告诉我,我注定要被扣上这顶残忍至极的凶徒的帽子了。如果他都能这样,那么那些当时围观的所谓目击者,更不会有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了。
我想起当时阿来拽着我,让我赶紧离开,说那些人是有背景的话不是一句空话。什么样的背景我不关心,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样的罪名到底能将我置于何地。
如果能明确告诉我,我签了字,就可以被判到那座目标监狱里服刑,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在那份笔录上写上我的名字。问题是现在我不能判断这里面的轻重,犹豫再三,我还是没有在那份笔录上签字。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故意躲避我的视线的阿来,我希望他能看我一眼,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这句公道话影响的并不是我的刑期这么简单,而是国内每年数百公斤毒品的运售网络。但我什么都不能说,我只能希望他的良心能战胜他的胆怯。
接下来的两天,我又被提审了几次,我坚持我是见义勇为并正当防卫的说法。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刑讯逼供的准备,不过除了那个被我打过的警察过来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之外,没有其他人再来找我。
我的脸被那警察打肿了,嘴巴合不拢,不停地流着口水,好在我自己在牢房里时,他们不再铐住我的手。我可以驱赶成群的饥饿的蚊子,还能摸摸自己的脸,想象自己现在狼狈的模样。我发愁的是和程建邦约好了要见面的,现在他见不到我说不定会怎么想,会不会情急之下暴露身份?那样的话,全盘计划会全部落空,这边的毒枭接到消息后自然会加强防范,今后再走这条路恐怕会难上加难。
不知道还要被关多久才会把我送上法庭,也不知道被法庭审判后的结果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这样到底在坚持什么,因为我根本无法确定那份笔录能给我或者整个任务带来什么。
我在努力地与伤痛和蚊虫的叮咬抗争着,试图让自己睡去。我能给予自己的只有尽量休息,不然伤势会加速消耗我的体力和精力,吞噬健康。我不想让我的反应变得迟钝,更不想一旦如愿进入那座监狱后,因不能自保而被活活打死。
我是个战士,我得去战斗。我不能倒下,至少,不能倒在这里。
我不断地在心中默念这句话为自己打气,挨过那些漫长的黑夜。
警察再次将我带出牢房,我发现换了一条路,没有去之前的那间审讯室,而是上了一辆封闭了车窗的囚车。同时我也发现,我的行动开始变得迟缓,每走一步都特别费力,脑袋昏昏沉沉的。我忍住没有去触碰自己的额头,我不想承认自己已经发烧这个现实,因为那说明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炎症。
坐在颠簸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幻想自己指挥着体内亿万的白细胞在与病毒殊死搏斗。效果似乎并不太好,我开始呕吐,但吐不出什么东西。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子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时我没有力气站起身来。我挣扎着抓着车内的把手,刚爬到门口,手一软一头栽了下去,啃了一嘴的腥咸的泥土,我居然连吐掉嘴里泥土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突然想起那晚,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里,郑勇和宁志张开嘴低着头,用流出的口水带走嘴里的泥沙。我翻转过身体躺在地上,对着天空“哈哈”地笑了两下,就被混浊的口水和泥沙呛住了。
我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拼命地侧过身子咳嗽,蒙眬间看到了医院的红十字,我想,我有救了,随即舒了一口气,放松了精神。恍恍惚惚中,不知道被人搬来搬去多少次,也不知道挨了多少针,仿佛还有人在喂我食物和水。
我看到了雪白的床单和毯子,咬着牙睁开眼,努力让自己意识清醒,只为了验证这一切是真的。当得知我的确是在医院的病房里,的确有护士在给我打针喂药后,我再一次踏实地睡了过去,什么都没有梦到。
那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早晨,如果不是手上戴着手铐,我几乎就要笑出来了。我试着活动了一下全身,虽然还有些酸痛,但那种痛楚很清晰,我清晰地知道那些疼痛的位置和严重与否。
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正在快速地恢复。
在那家医院里治疗休养了两天后,我被送上了法庭。
检察官宣读了我的罪状,我坚持我是见义勇为引来了致命的袭击,才出手防卫。阿来出庭时依旧没有看我一眼,低着头回答完检察官的问题后,低着头指认我,最后低着头退庭。
我知道,在这个法庭上,我唯一能做的只有最后听取宣判结果了,其他都已经跟我无关了。所以,当法官起身宣判时,我闭上了眼睛,我唯一希望的是能够被判进那座监狱服刑。可当听到法官最后的宣判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蒙了。
被带到一间牢房后,我确定了我听到的是真的。因为那间牢房设施很好,好得让我害怕。我想,我只能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来历了,我再一次将任务搞砸了,可能这次搞砸的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可又能怎么样呢?现在,我需要组织带我离开这里,我愿意为此次任务付出我的生命,但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屈死在异国他乡。
我想起自己曾经枪毙死刑犯的情景,我无法接受自己有一天会被五花大绑,跪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被人一枪打碎我的头颅。
我想,程建邦或者徐卫东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一定会理解我,并且搭救我的吧,他们也会觉得相对而言,我的生命会更重要吧。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换回战友的生命一样,他们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这里杀了三个人,判我死刑也不冤。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决定暴露自己放弃任务而找的借口。或许,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任务就算全盘顺利,也一定会有人流血,有人牺牲。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死得那么壮烈,凭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凭什么我会比别人特殊?
我再次想起郑勇,我没什么地方比他特殊,他却牺牲在第一次任务中。还有孙强,他比我更出色,却为了掩护自己的战友而牺牲。
我能活下来,难道只是为了活得比他们长?我今天能在这里呼吸,不正是郑勇、孙强这样的战友付出生命换来的吗?如果现在的我不能像他们那样,为了别人而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又如何去面对我自己?
程建邦说得对,要相信上级,尤其在恶劣的条件下。我坚信上级为了这个计划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只我看到的这么简单,一定花费了大把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或者已经有前辈打入了金三角,如果我此时暴露自己,暴露这个计划,那一定会给整个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一次惨重的打击。
所以我不能那么做,就当我在这次任务中,为其他战友做了一块垫脚石吧。
我想,当徐卫东知道我在这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一定会理解我,也会认可并赞许我的做法,更会在我的追悼会上,对着我的遗像敬个军礼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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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了徐卫东的声音,就站在我的床前说:“你真是出息大了,你可真给我长脸,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么大的佛,我看你还是滚回学校继续出操去吧。”
我躺在病房里,雪白的的被褥厚厚地盖在我的身上,有点儿热,徐卫东背着手逆着光站在窗户边,看不清他的脸,也能感觉到他的愤怒和失望,或者,是绝望。
我依然觉得幸福,想起那个又闷热又潮湿的美塞镇,想起那个看不到尽头的任务如今都已离我那么遥远,我怎能不觉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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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白衣的护士,迈着轻盈的步伐,哼着小曲走进病房给我打针。在我的胳膊上、脖子上,脚上一针又一针地扎,一点儿都不疼,好痒,又痒又热。到底要打多少针?我实在不能忍受了,猛地坐了起来。
原来一切只是个梦。
阳光不见了,只有头顶一盏高瓦数的大灯照着我;雪白的棉被不见了,四周只有青灰色渗着水的墙壁;窗户边的徐卫东不见了,狭小的窗户上焊着钢筋;护士不见了,只有嗡嗡的蚊子趴在我的身上贪婪地吸食着血液。
我想坐起来,才发觉双手被手铐铐在床上,动弹不得,我甚至无法赶走那些正在吸我的血的蚊子。现在是什么时间?我睡了多久?我只觉得鼻子一热,鼻血淌了出来,滴在我的胸膛上。我用肩膀蹭了一下鼻子,剧烈的酸疼带着眼泪使得我没忍住哼了出来。我朝着生锈的铁门喊了声:“有人吗?”喊完这三个字,鼻子撕扯着脑子疼,眼泪带着鼻血和鼻涕一起淌了出来。
声音显得空旷,就好像我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犹如迷宫一般的地牢中,而外面已经是世界末日了。即便我听到了脚步声在朝我的房间逼近,我也不认为来的是一个人。
我瞪大了眼睛盯着铁门,开始拼命地想挣脱手铐。我记得我挣脱手铐的最好成绩是五秒多,可这一次不论我用什么方法,都无济于事。此刻,我就像一只被捆绑在案板上的羔羊,任人宰割。
一阵铁链的撞击声,那扇铁门打开了。进来三个警察,我认得领头的那个,就是他给我鼻子上来了一*,把我打晕的。他站在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对两个手下使了个眼色就转身离开了。那两个警察一人用枪在三米开外对着我,另外一个解开我的手铐,把我的双手从背后反铐起来。
我跟着他们出了这间屋子,每走一步都震得我鼻子生疼,眼泪、鼻血跟着往外涌。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弹簧门。他们推开那扇门的时候,刺眼的阳光让我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别过头躲避着强光。背后的警察用枪管戳着推了我一下,我跟着出了门。
应该是要提审我了,我迅速在大脑里开始整理所有的信息,以应对可能将要面对的问题。
大概想了一圈之后,两个问题出现在我心中的案头上:一、我该如何解释我一个人打了三个人,而且可能还死了两个;二、我该认多少罪?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无法评估我所犯的罪够得上什么罪名,能够判多少年,在哪里服刑?万一罪名不够,我再跑去跟程建邦成为狱友,那这次任务就真成笑话了。想象着跟程建邦关在同一座监狱里,每天大眼瞪小眼的情形,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面部肌肉随着笑带动了鼻子,又是一阵剧烈的酸痛,逼出了我更多的眼泪。
满脸泪痕的我被带到了审讯室,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很想洗把脸。扫视了一圈那间审讯室,没有任何能判断是什么时间的日历、挂历或者其他东西,我很自觉地坐到那张一看就是为我准备的椅子上。
对面的桌子上堆着我放在旅馆里的所有行李,早已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好在那些东西没有一件能够说明我的来路,或者说,仅凭那些东西,怀疑我是一个非法越境者都很难。
在问过我的国籍、姓名和年龄之类的基本信息后,审讯进入了主题。从他们口中,我得知被我打的人两死两重伤。
“两死两重伤?”我说,“你们记错了,我只打了三个人。”
他们不允许我说话,接着向我陈述事态的严重性:一共死了两个人,另外两个被鉴定为重伤,其中之一舌头和喉管严重受损,不仅不能再说话,就连咀嚼、吞咽和呼吸都有严重的障碍,还有部分玻璃碴儿从上颌戳进了鼻腔,具体造成了多大损伤还需要继续观察。另外一个身体多处受伤,中度脑震荡。
我明白了,他们是把阿来的伤也算到了我的头上。那个身体多处受伤、中度脑震荡的就是阿来,那个我救了他的命的人。
不等我辩解,他们又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说是来旅游。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回答是否满意,看起来他们对这个根本不在乎。我想,一定是这种地方有太多来路不明的人了。最后,他们让我详细叙述那天的经过。
我想,周亚迪杀了人只是被判刑,而我杀了两个人,还有一个重伤,要比他严重,为了尽量接近他的罪行,我必须得拿见义勇为来说事。不然,我担心万一罪行太过严重,会被关到一座看守更加严密的监狱去,那么我就真的麻烦大了。
我说,我只是路过,看到有三个人在下死手打那个阿来,看不过劝了两句。谁知道那个后来口腔严重受损的人,先出手用可乐瓶砸了我的头。我说到这里,低头给他们展示了伤口。另外两个人要上来置我于死地,我出于自卫才还手,没想到出了人命。说到这儿,我尽可能地表现出了极大的后悔和悲哀。
他们听完我的陈词后有些不耐烦,丢给我一份中文的笔录,让我看完赶紧签字。看那意思,根本不想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拿过那份笔录一看,傻了眼。根据那份笔录,我是一个喝了酒后寻衅滋事的混混,包括阿来的那一身伤都是我打的。
我说我想见一见阿来,跟他当面对质。因为如果按照这份笔录,我的罪行就不仅是用恶劣来形容了,而是恐怖。根据我对那座监狱的观察,规模不像能关押一个这般危险的罪犯的地方:一个喝醉以后赤手空拳跟四个青壮年动手,用极端残忍的方法打死两人、重伤一人、致残一人的凶徒。
我的恳求获得准许,阿来很快被人用轮椅推了进来,但是从进门后,他就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
看到他的样子,我心里也有了数。我想,对质也许没有必要了,他的架势已经告诉我,我注定要被扣上这顶残忍至极的凶徒的帽子了。如果他都能这样,那么那些当时围观的所谓目击者,更不会有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了。
我想起当时阿来拽着我,让我赶紧离开,说那些人是有背景的话不是一句空话。什么样的背景我不关心,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样的罪名到底能将我置于何地。
如果能明确告诉我,我签了字,就可以被判到那座目标监狱里服刑,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在那份笔录上写上我的名字。问题是现在我不能判断这里面的轻重,犹豫再三,我还是没有在那份笔录上签字。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故意躲避我的视线的阿来,我希望他能看我一眼,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这句公道话影响的并不是我的刑期这么简单,而是国内每年数百公斤毒品的运售网络。但我什么都不能说,我只能希望他的良心能战胜他的胆怯。
接下来的两天,我又被提审了几次,我坚持我是见义勇为并正当防卫的说法。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刑讯逼供的准备,不过除了那个被我打过的警察过来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之外,没有其他人再来找我。
我的脸被那警察打肿了,嘴巴合不拢,不停地流着口水,好在我自己在牢房里时,他们不再铐住我的手。我可以驱赶成群的饥饿的蚊子,还能摸摸自己的脸,想象自己现在狼狈的模样。我发愁的是和程建邦约好了要见面的,现在他见不到我说不定会怎么想,会不会情急之下暴露身份?那样的话,全盘计划会全部落空,这边的毒枭接到消息后自然会加强防范,今后再走这条路恐怕会难上加难。
不知道还要被关多久才会把我送上法庭,也不知道被法庭审判后的结果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这样到底在坚持什么,因为我根本无法确定那份笔录能给我或者整个任务带来什么。
我在努力地与伤痛和蚊虫的叮咬抗争着,试图让自己睡去。我能给予自己的只有尽量休息,不然伤势会加速消耗我的体力和精力,吞噬健康。我不想让我的反应变得迟钝,更不想一旦如愿进入那座监狱后,因不能自保而被活活打死。
我是个战士,我得去战斗。我不能倒下,至少,不能倒在这里。
我不断地在心中默念这句话为自己打气,挨过那些漫长的黑夜。
警察再次将我带出牢房,我发现换了一条路,没有去之前的那间审讯室,而是上了一辆封闭了车窗的囚车。同时我也发现,我的行动开始变得迟缓,每走一步都特别费力,脑袋昏昏沉沉的。我忍住没有去触碰自己的额头,我不想承认自己已经发烧这个现实,因为那说明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炎症。
坐在颠簸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幻想自己指挥着体内亿万的白细胞在与病毒殊死搏斗。效果似乎并不太好,我开始呕吐,但吐不出什么东西。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子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时我没有力气站起身来。我挣扎着抓着车内的把手,刚爬到门口,手一软一头栽了下去,啃了一嘴的腥咸的泥土,我居然连吐掉嘴里泥土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突然想起那晚,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里,郑勇和宁志张开嘴低着头,用流出的口水带走嘴里的泥沙。我翻转过身体躺在地上,对着天空“哈哈”地笑了两下,就被混浊的口水和泥沙呛住了。
我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拼命地侧过身子咳嗽,蒙眬间看到了医院的红十字,我想,我有救了,随即舒了一口气,放松了精神。恍恍惚惚中,不知道被人搬来搬去多少次,也不知道挨了多少针,仿佛还有人在喂我食物和水。
我看到了雪白的床单和毯子,咬着牙睁开眼,努力让自己意识清醒,只为了验证这一切是真的。当得知我的确是在医院的病房里,的确有护士在给我打针喂药后,我再一次踏实地睡了过去,什么都没有梦到。
那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早晨,如果不是手上戴着手铐,我几乎就要笑出来了。我试着活动了一下全身,虽然还有些酸痛,但那种痛楚很清晰,我清晰地知道那些疼痛的位置和严重与否。
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正在快速地恢复。
在那家医院里治疗休养了两天后,我被送上了法庭。
检察官宣读了我的罪状,我坚持我是见义勇为引来了致命的袭击,才出手防卫。阿来出庭时依旧没有看我一眼,低着头回答完检察官的问题后,低着头指认我,最后低着头退庭。
我知道,在这个法庭上,我唯一能做的只有最后听取宣判结果了,其他都已经跟我无关了。所以,当法官起身宣判时,我闭上了眼睛,我唯一希望的是能够被判进那座监狱服刑。可当听到法官最后的宣判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蒙了。
被带到一间牢房后,我确定了我听到的是真的。因为那间牢房设施很好,好得让我害怕。我想,我只能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来历了,我再一次将任务搞砸了,可能这次搞砸的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可又能怎么样呢?现在,我需要组织带我离开这里,我愿意为此次任务付出我的生命,但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屈死在异国他乡。
我想起自己曾经枪毙死刑犯的情景,我无法接受自己有一天会被五花大绑,跪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被人一枪打碎我的头颅。
我想,程建邦或者徐卫东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一定会理解我,并且搭救我的吧,他们也会觉得相对而言,我的生命会更重要吧。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换回战友的生命一样,他们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这里杀了三个人,判我死刑也不冤。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决定暴露自己放弃任务而找的借口。或许,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任务就算全盘顺利,也一定会有人流血,有人牺牲。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死得那么壮烈,凭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凭什么我会比别人特殊?
我再次想起郑勇,我没什么地方比他特殊,他却牺牲在第一次任务中。还有孙强,他比我更出色,却为了掩护自己的战友而牺牲。
我能活下来,难道只是为了活得比他们长?我今天能在这里呼吸,不正是郑勇、孙强这样的战友付出生命换来的吗?如果现在的我不能像他们那样,为了别人而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又如何去面对我自己?
程建邦说得对,要相信上级,尤其在恶劣的条件下。我坚信上级为了这个计划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只我看到的这么简单,一定花费了大把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或者已经有前辈打入了金三角,如果我此时暴露自己,暴露这个计划,那一定会给整个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一次惨重的打击。
所以我不能那么做,就当我在这次任务中,为其他战友做了一块垫脚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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