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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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正午一艘洋轮泊于的武昌城外沿江处新建的码头上,不一会那木制的栈桥上便热闹了起来,在码头上的苦力开始准备干活的时候,船上的一个包裹则直接交给了等待多时的邮差,这是从香港、上海等地寄来的包裹。
邮差,对于现在的湖广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职业,其实这也不算新鲜,毕竟早在督府创办之初,便已经设立了邮政局,不过那时邮政局以带运民间信件为主与民信局类似,其专门带运官信,包括义军官兵的信件。
虽说那时邮政局专事官信,但是因为粤匪入鄂导致半省民信局纷散,加之民间信局“伙计太众,良莠不齐,百弊丛生”,同时为降低成本,邮政局便开始承接民间信件,因其相比民信局更为便利,因而受商民推崇。而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后,这邮政局便仿效西方于湖北、湖南建了邮政网。而且完全改用西方邮政局之法后,不仅可以省经费,新式邮政亦可以便于官商。虽然现在邮政收入并不高但是督府的补贴亦越来越少。
虽说这邮政局目前仅局限于大汉都督府所辖的湖北、湖南两地,但却已经悄悄的开辟了至上海以及香港的“地下邮路”,而这自上海驶来的外洋商船带来的包裹,便是从两地寄来的邮包。
不过只是两三个时辰后,这从上海“寄”来的邮包中的信件便几经分捡,开始由邮差送出,其中大多数信件都是送往督府,这些信件中除了各洋行寄来的信件之外,难免的还会有一些私信,其中甚至还有寄给夫人的信件。
对于作为都督夫人的徐灵芸来说,她几乎不问外界之事,可虽是如此,家事她却不能不问,就像现在接到二叔寄来的信时,她略微看了一眼,那眉头便皱成了一团儿。她看了一下桌上的洋钟,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
心底这般寻思着,她便拿着信朝着相公的书房走去,隔着书房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朱宜锋正在看着书,看着神情专注的相公,她的心底便是长叹了口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书房中度过,现在督府执掌的省份又多了一个,将来,真不知道他会忙成什么样。
作为妇道人家,她根本就帮不上相公什么忙,甚至就连家中……想到自己对那件事的处置,徐灵芸的心思又是一沉,虽说按道理这内宅之事,自应该由她这个做主母的去处置,但会不会太过“狠毒”了。
从长沙回来后,他既然没有说,甚至都没有问,只是在那天晚天紧紧的抱着他,尽管他没有说话,但她仍然能够感觉到其所受到的伤害。
“二叔那边来信了,你看看吧!”
拿着信,徐灵芸似有些不快的说道。
“当初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为何非要把二叔他们送到香港,把他们接到武昌,便也省得那么多麻烦!”
放下手中的《黄州府志》,朱宜锋笑着说道:
“怎么,他们又出什么故事了吗,让我看看解解闷?”
想到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二叔,朱宜锋便是一阵无奈,当初为了避免其遭满清杀害,自己特意把他们送到香港,非但在香港给他们买了房子,甚至还送去了一万两银子。可即便如此,那爷两却没有一个消停的主,每隔上一段时间,总会写信来要银子。而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不过相比于让他们在香港,朱宜锋却从未曾考虑过让那爷两来武昌,若是来了武昌,就凭那爷两的脾气不知会给自己惹出什么麻烦来!现在自己正值创业之时,可不希望弄出什么所谓的“皇亲国戚”骄横来。
“你那个堂弟得了脏病,已病得不轻了。你自己看吧。”
徐灵芸将信递了过去,语气不快的说道。
“二叔现在居然把这事怪到你头上,说若不是你造反,他们又岂会背井离乡,宜涛又岂会染上那种脏病,又岂会为洋人于报上所指,这人真是的……”
接过信一看,见是满纸对自己的不满,朱宜锋的心底立即涌起一阵不悦:
“他们这爷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想到自己那个二叔刚一得知自己于勾结“发匪”,便终日紧张着生怕连累到他,后来自己不过只是一提送他们去香港,其便一口答应了下来。若是他们在香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将来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太过薄待他们,但他们却一再的于香港给自己惹出了一些麻烦事。现在那位堂弟得了梅毒,甚至还被捅到报纸上。
“我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打天下,这爷两却是如此荒唐,此事居然还传到报纸上,实是在该杀!”
相公的话让徐灵芸心底微颤,见其这般生气连忙安慰道,
“相公,他们终归是你的亲人,纵是再生气也不能如此啊……”
徐灵芸的安慰让朱宜锋无奈的摇摇头。
“杀了他们又有何用,这事情都捅到报纸上了!”
不用去想朱宜锋都能想到报纸上会怎么写。
“汉军大都督朱宜锋之弟感染梅毒”。
对于那些记者而言,他们的眼里可没有朱宜涛这个人,他们看到的是自己!
“没有我,谁会在乎他朱宜涛是谁?我的面子给落下了,结果他居然还有脸来说我!”
连骂几句发泄了心头不满之后,在徐灵芸的劝说下。朱宜锋又摆了下手,颇是无奈的说道。
“罢了罢了,你给他们汇去五千两银子,告诉他,让宜涛安心治病就行,别的话就不用说了,他不是个笨人,能分出来何为轻重!”
除了无奈的苦笑之外,对于这个亲戚,至少现在朱宜锋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而且在抱怨的同时,却又忍不住去想,自己的那个堂弟得了梅毒,倒也是好事,至少在这个时代,梅毒等于绝症,不至于等几年后“脏”自己的手。
毕竟,有些人纵是眼下不杀,将来难免也要杀掉!自己死了反倒还能省些事!
心底这般感叹着,将信重新递给徐灵芸时,见其似有些担心,朱宜锋便笑说道。
“灵芸,不过他这封信倒是给我提了个醒,这些日子事情太多了,倒是得忘记办一件重要的事了!”
“大事?宜锋,你说的是什么事?”
“报纸!”
抬着下巴,朱宜锋吐出两个字来。
“报纸?”
“没错,虽说过去在上海的时候,也看过是一些洋文报纸了。但这在武昌开府之后,却忘了办报纸了,这报纸瞧着不起眼,可若是办好了,却胜过十万大军!”
岂止是胜过十万大军!
一份报纸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夺取思想阵地,更多的思想上的启蒙,尤其是在现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报纸的作用甚至重于枪炮,尤其是在国民愚昧的时代,更需要思想上的启蒙教育。
尤其是现在――闭上眼睛,想着国内保守的现况,尤其是湖南省整体文化气氛的相对闭塞与保守,其实这也是中国的现状,国人的保守是建立在对西洋的不了解上,若是其能够通过报纸了解西洋、了解世界,又岂会如此保守?
至少通过报纸的启蒙教育,一部分人能够睁眼看世界,如此一来自然不会对将来推行“新政”有太多的抵触,至少不会发生历史上的那种百般抵触。
尽管后世人们总结着“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彻底粉碎了国人的幻想,但在另一方面,若是没有上海、天津等地中文报纸十余年间的“启蒙”,又岂会国人思想上的进步,再到后来晚清广开报业以为启蒙,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妄自尊大”的弊病,认识到中国与西文的差距,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脱节。这一切都是报纸带来。
“胜十万大军?报纸有那么重要吗?”
徐灵芸疑惑的反问道。
“岂止是十万大军,说其等于百万雄师亦不为过,这报纸即可以宣扬民族,唤醒百姓民族观,树立其驱满之决心,更能普及科学文明,令士民不再保守愚昧而不自知,这将来国人能否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学习西方,关键就是心态,若是其依然如现在一般,视西方科学为奇淫巧技,那么将来何以推行维新新政,求以国家富强?”
“报纸真的有那么重要?”
“比这更重要!因为报纸能够启智!”
对!就是启智,若是说近中国,尤其是晚清之时最大的悲哀在什么地方,恐怕就是未能启智,更未曾经历思想启蒙。而相比之下,远在数千公里外的那个国家是无疑是幸运的,至少其在开国十数年后,便有若天佑似的出来了一个思想家给明治维新带来启蒙曙光,而中国呢?
这甚至影响到了中日两国未来数十年的国运,因为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想到日本,朱宜锋又想到了月前收到的来自上海的信,那眉头便是一皱。
“已经开国了,自己没多少时间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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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正午一艘洋轮泊于的武昌城外沿江处新建的码头上,不一会那木制的栈桥上便热闹了起来,在码头上的苦力开始准备干活的时候,船上的一个包裹则直接交给了等待多时的邮差,这是从香港、上海等地寄来的包裹。
邮差,对于现在的湖广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职业,其实这也不算新鲜,毕竟早在督府创办之初,便已经设立了邮政局,不过那时邮政局以带运民间信件为主与民信局类似,其专门带运官信,包括义军官兵的信件。
虽说那时邮政局专事官信,但是因为粤匪入鄂导致半省民信局纷散,加之民间信局“伙计太众,良莠不齐,百弊丛生”,同时为降低成本,邮政局便开始承接民间信件,因其相比民信局更为便利,因而受商民推崇。而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后,这邮政局便仿效西方于湖北、湖南建了邮政网。而且完全改用西方邮政局之法后,不仅可以省经费,新式邮政亦可以便于官商。虽然现在邮政收入并不高但是督府的补贴亦越来越少。
虽说这邮政局目前仅局限于大汉都督府所辖的湖北、湖南两地,但却已经悄悄的开辟了至上海以及香港的“地下邮路”,而这自上海驶来的外洋商船带来的包裹,便是从两地寄来的邮包。
不过只是两三个时辰后,这从上海“寄”来的邮包中的信件便几经分捡,开始由邮差送出,其中大多数信件都是送往督府,这些信件中除了各洋行寄来的信件之外,难免的还会有一些私信,其中甚至还有寄给夫人的信件。
对于作为都督夫人的徐灵芸来说,她几乎不问外界之事,可虽是如此,家事她却不能不问,就像现在接到二叔寄来的信时,她略微看了一眼,那眉头便皱成了一团儿。她看了一下桌上的洋钟,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
心底这般寻思着,她便拿着信朝着相公的书房走去,隔着书房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朱宜锋正在看着书,看着神情专注的相公,她的心底便是长叹了口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书房中度过,现在督府执掌的省份又多了一个,将来,真不知道他会忙成什么样。
作为妇道人家,她根本就帮不上相公什么忙,甚至就连家中……想到自己对那件事的处置,徐灵芸的心思又是一沉,虽说按道理这内宅之事,自应该由她这个做主母的去处置,但会不会太过“狠毒”了。
从长沙回来后,他既然没有说,甚至都没有问,只是在那天晚天紧紧的抱着他,尽管他没有说话,但她仍然能够感觉到其所受到的伤害。
“二叔那边来信了,你看看吧!”
拿着信,徐灵芸似有些不快的说道。
“当初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为何非要把二叔他们送到香港,把他们接到武昌,便也省得那么多麻烦!”
放下手中的《黄州府志》,朱宜锋笑着说道:
“怎么,他们又出什么故事了吗,让我看看解解闷?”
想到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二叔,朱宜锋便是一阵无奈,当初为了避免其遭满清杀害,自己特意把他们送到香港,非但在香港给他们买了房子,甚至还送去了一万两银子。可即便如此,那爷两却没有一个消停的主,每隔上一段时间,总会写信来要银子。而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不过相比于让他们在香港,朱宜锋却从未曾考虑过让那爷两来武昌,若是来了武昌,就凭那爷两的脾气不知会给自己惹出什么麻烦来!现在自己正值创业之时,可不希望弄出什么所谓的“皇亲国戚”骄横来。
“你那个堂弟得了脏病,已病得不轻了。你自己看吧。”
徐灵芸将信递了过去,语气不快的说道。
“二叔现在居然把这事怪到你头上,说若不是你造反,他们又岂会背井离乡,宜涛又岂会染上那种脏病,又岂会为洋人于报上所指,这人真是的……”
接过信一看,见是满纸对自己的不满,朱宜锋的心底立即涌起一阵不悦:
“他们这爷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想到自己那个二叔刚一得知自己于勾结“发匪”,便终日紧张着生怕连累到他,后来自己不过只是一提送他们去香港,其便一口答应了下来。若是他们在香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将来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太过薄待他们,但他们却一再的于香港给自己惹出了一些麻烦事。现在那位堂弟得了梅毒,甚至还被捅到报纸上。
“我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打天下,这爷两却是如此荒唐,此事居然还传到报纸上,实是在该杀!”
相公的话让徐灵芸心底微颤,见其这般生气连忙安慰道,
“相公,他们终归是你的亲人,纵是再生气也不能如此啊……”
徐灵芸的安慰让朱宜锋无奈的摇摇头。
“杀了他们又有何用,这事情都捅到报纸上了!”
不用去想朱宜锋都能想到报纸上会怎么写。
“汉军大都督朱宜锋之弟感染梅毒”。
对于那些记者而言,他们的眼里可没有朱宜涛这个人,他们看到的是自己!
“没有我,谁会在乎他朱宜涛是谁?我的面子给落下了,结果他居然还有脸来说我!”
连骂几句发泄了心头不满之后,在徐灵芸的劝说下。朱宜锋又摆了下手,颇是无奈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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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无奈的苦笑之外,对于这个亲戚,至少现在朱宜锋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而且在抱怨的同时,却又忍不住去想,自己的那个堂弟得了梅毒,倒也是好事,至少在这个时代,梅毒等于绝症,不至于等几年后“脏”自己的手。
毕竟,有些人纵是眼下不杀,将来难免也要杀掉!自己死了反倒还能省些事!
心底这般感叹着,将信重新递给徐灵芸时,见其似有些担心,朱宜锋便笑说道。
“灵芸,不过他这封信倒是给我提了个醒,这些日子事情太多了,倒是得忘记办一件重要的事了!”
“大事?宜锋,你说的是什么事?”
“报纸!”
抬着下巴,朱宜锋吐出两个字来。
“报纸?”
“没错,虽说过去在上海的时候,也看过是一些洋文报纸了。但这在武昌开府之后,却忘了办报纸了,这报纸瞧着不起眼,可若是办好了,却胜过十万大军!”
岂止是胜过十万大军!
一份报纸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夺取思想阵地,更多的思想上的启蒙,尤其是在现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报纸的作用甚至重于枪炮,尤其是在国民愚昧的时代,更需要思想上的启蒙教育。
尤其是现在――闭上眼睛,想着国内保守的现况,尤其是湖南省整体文化气氛的相对闭塞与保守,其实这也是中国的现状,国人的保守是建立在对西洋的不了解上,若是其能够通过报纸了解西洋、了解世界,又岂会如此保守?
至少通过报纸的启蒙教育,一部分人能够睁眼看世界,如此一来自然不会对将来推行“新政”有太多的抵触,至少不会发生历史上的那种百般抵触。
尽管后世人们总结着“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彻底粉碎了国人的幻想,但在另一方面,若是没有上海、天津等地中文报纸十余年间的“启蒙”,又岂会国人思想上的进步,再到后来晚清广开报业以为启蒙,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妄自尊大”的弊病,认识到中国与西文的差距,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脱节。这一切都是报纸带来。
“胜十万大军?报纸有那么重要吗?”
徐灵芸疑惑的反问道。
“岂止是十万大军,说其等于百万雄师亦不为过,这报纸即可以宣扬民族,唤醒百姓民族观,树立其驱满之决心,更能普及科学文明,令士民不再保守愚昧而不自知,这将来国人能否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学习西方,关键就是心态,若是其依然如现在一般,视西方科学为奇淫巧技,那么将来何以推行维新新政,求以国家富强?”
“报纸真的有那么重要?”
“比这更重要!因为报纸能够启智!”
对!就是启智,若是说近中国,尤其是晚清之时最大的悲哀在什么地方,恐怕就是未能启智,更未曾经历思想启蒙。而相比之下,远在数千公里外的那个国家是无疑是幸运的,至少其在开国十数年后,便有若天佑似的出来了一个思想家给明治维新带来启蒙曙光,而中国呢?
这甚至影响到了中日两国未来数十年的国运,因为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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